| 刘少奇：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
|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新华日报 更新时间：2008-12-19 10:00:00 点击数：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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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同志诞生110周年。在我党历史上，刘少奇是唯一代理过中共中央主席的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外出期间，他曾三次代理中央主席，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
重庆谈判期间 刘少奇第一次代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电报，正式向党内宣布:“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此后直到1946年春，刘少奇一直在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当时，他既要宏观指导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项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这是刘少奇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初步决定中共在广东、河南、江南、江北分批实行让步，在陇海路以北则采取争取优势的方针。而对在东北如何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形成适合当时情况的战略发展方针。从8月28日上午送别毛泽东后，刘少奇就密切关注着东北的形势，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准备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立即出发，尽快控制东北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之后，他不断督促山东和晋察冀、华中等方面迅速派部队向东北进军。
在重庆谈判的同时，蒋介石秘密发布抗战前编印的《剿匪手册》，调运37个军共73个师将我解放区分割包围，企图夺取华北，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美国的军舰、飞机也向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加紧运送国民党军队。为了与在东北的苏联红军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担任与苏联谈判的特派员，试图在苏军撤出后迅速占领东北。
刘少奇当机立断，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等为成员的东北局，要求华北、华中立即抽调100名团级军事干部赶赴东北，并命令原准备南下支援王震南下支队的部队立即掉头北上东北。9月17日，刘少奇同朱德等联名发电报，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式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马上复电表示同意，并在9月17日回电，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刘少奇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的党内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所谓“向北发展”，是指“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建立发展东北根据地；所谓“向南防御”是指收缩战线，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向南防御，是为了向北发展。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晋察冀（除冀东外）和绥远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胡宗南向我之进攻，对进攻之敌给予坚决打击，完全保障察哈尔全省、绥远大部、山西北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调山东3万兵力到冀东，调山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调华东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
10月11日，毛泽东自重庆回到延安。由于过度劳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于11月中旬休养治疗，刘少奇于是继续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赴苏访问期间 刘少奇第二次代理
1949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于12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代理。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至1950年3月4日，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刘少奇才结束了第二次代理主席职务的经历。
刘少奇一方面同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重大问题及时向毛泽东请示；另一方面，他紧紧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密切协调中央及各中央局、各省市之间的联系。他夙兴夜寐，忘我工作，在全党的一致努力下，保证了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刘少奇首先关注的是四野和二野在广西和四川方面的作战。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胜利进军。12月8日，刘少奇致电林彪，指示陈赓所部在两广战役结束，休息10天至半个月后，即进军云南。第二天，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12月15日，刘少奇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并强调: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办理，凡是卢汉不愿意办的事，均不要急于办，以免引起混乱。
四川解放后，刘少奇针对当时拉萨上层正在进行的“西藏独立”活动，于1950年1月中旬指示外交部准备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后，该谈话于1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刘少奇的具体指挥下，全国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到1950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刘少奇负责主持土改工作。1950年1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长电指示，提出了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部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十一省应该准备在1950年秋后分配土地。在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则在1950年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1951年秋后来进行。”
1月2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征收公粮问题的指示，批评了某些地区对地主征粮过重的缺点，指出:“对地主征粮应比农民重一些，但不能将地主之租谷全部征完。必须留一部分给地主，如此，推迟土改时间，才有理由，才可能推迟下去，否则，地主暂时保留土地，我们推迟土改时间，毫无实际意义。”
2月12日，刘少奇又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了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步骤和政策。17日，毛泽东、周恩来对刘少奇关于新解放区土改工作的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发回电报，肯定了他的工作。在刘少奇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土改工作有序展开，各地纷纷掀起减租减息、肃清土匪、打击恶霸地主、建立农会、改造基层政权的运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也同时进行，对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有力地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毛泽东请假休息期间 刘少奇第三次代理
1953年12月下旬，毛泽东因病到杭州休养，并主持起草宪法。行前，他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在他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这也是党中央自“七大”以来形成的惯例，每逢毛泽东因事不在中央时，中央的工作都由刘少奇主持。
从1953年12月24日到1954年3月17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前，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央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最主要的工作是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及纠正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中的一些“左”倾偏向。
此前，高岗曾借毛泽东休假的机会，暗中活动，希望主持中央工作。为找到“同盟者”，高岗还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四处活动，搞串联，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拉拢陶铸未成，又试图拉拢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人。陈云、邓小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就立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尽管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批评过刘少奇，但他对刘少奇的信任却没有动摇过。他听到高岗所说的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圈”后，曾经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了高饶的盖子，并提议:由中央作一个关于增强团结的决定。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安排做了具体的部署，其中，第三个议程是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在信中提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但是，“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要求在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
毛泽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个人的。他在信中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受毛泽东的委托，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2月10日，刘少奇又带头向全会做了自我批评:“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托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
在自我批评中，刘少奇除对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又做了一次检讨和情况说明外，还对建国初期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视察时的一些讲话也做了检讨和说明。在自我批评的最后，刘少奇深刻剖析了自己缺点和所犯错误的教训，总结出至今仍颇有教益的一段话。他说:“从我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来看，最基本的教训，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随时注意集思广益，认真考虑别人的意见，认真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就更应该是这样。我们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中央到支部，都必须认真依靠和健全集体领导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工作真正成为集体智慧的领导，从而争取领导的经常正确性，并从而加强我们全党的团结。”他真诚地表示:“我愿意更多地和更好地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学习，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向同志们学习，以求不断地改善党所付托给我的工作。”
在刘少奇的带头自我批评后，接着发言的40余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
经过这次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维护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经毛泽东认真修改过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这也成为全党一致的思想准则。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他们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并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担任了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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